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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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有两大共同点: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界名女，如尹雪；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抗（《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含义，充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

“灵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纯洁、锐、秩序、传统、神、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西化、物质、，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

“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身。（作者之个人观）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停止时间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怀漫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社会，真正“下”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梁父》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朴公老朽的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吃‘童子’，专喜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对于前一辈人的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不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