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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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的被诛，是咎由自取。他平生最仰慕的一个人，就是为雍正所杀的年羹尧。当同治元年秋天，陕西回，胜保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入陕，对河南、陕西巡抚行文，不用平行的“咨”用下行的“札”军中的文案，劝他决不可如此，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钦差大臣就是从前的大将军。大将军对督抚行文，照例用札，不以品级论的。”这就是他学年羹尧的例子。

在西安的时候，有个副都统叫高福，不知怎么，出言顶撞了他。胜保大怒，命令材官打高福的军，高福大为骇异，说是同为二品官职，如何能打我？胜保冷笑答道:“我是钦差大臣，以军法杀你都可以，何况是打军？”那高福到底是被打了。这是他学年羹尧的又一个例子。

他这个钦差大臣，行军仿佛御驾亲征。每天吃饭，仿传膳的办法，每样菜都是一式两碗，那样菜好，便传谕，拿这样菜赏给某文案，居然上方玉食的赐膳之例。入陕之初，为了区区一味韭黄，曾杀过一个厨子，此也是学年羹尧的一个例子。

但是，他得罪了慈禧太后，就非死不可了。他的奏折，常常自己起稿，有几句常用的话，一句叫做:“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还有一句话是:“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那是汉文帝时的故事。胜保常在奏折中提到这话，等于说军令高于诏令，已犯大忌，而且也有藐视太后妇人，皇帝童稚的意思在内。因此，湖北巡抚严树森参他“观其平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从而以为“回捻癣疥之疾，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这是所有参劾胜保的奏折中，最厉害的一个。

那时弹劾胜保的奏章，京内京外，不计其数，归纳起来，不外“冒功侵饷，渔害民”八个大字。胜保的好是有名的，随军的侍妾有三十多个，最得宠的一个是洪杨“英王”陈玉成的子，此外军行所经，强占民妇，更是不足为奇的事。

他的侵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比较平靖的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某省解某省若干，朝廷规定了数目，但各自为政，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间的私人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一笔款子到了，他百事不问，信手挥霍个够，多下的才拨归军用。一次官军在同州遇伏大败，死伤枕藉，一个姓雷的带兵官，跪在他面前，痛哭涕，要他发钱抚恤，但实在没有钱，以致他的受伤的部下，睡在辕门外，呻彻夜。治军如此，他的部下，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说胜保还有长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颇知翰墨，所以才重士。当然，肯在胜保军营中当文案的，也不会是什么洁身自好之士。没有一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愿意跟他一起淌浑水，更没有一个敦品励行的读书人，能够眼看他在军营中的一切作为而无动于衷。不过，京中的一些名士，以及有才气的军机章京，因为路隔得远，见闻不真，所以还很有几个看重他的。在他初入陕时，一方面有人劾奏，一方面由于他动辄以“汉周亚夫”如何如何的话入奏，慈禧太后对他已深为不，但顾念他在诛肃顺的一重公案中，立过大功，所以还想放他一个实缺。这时便有军机章京写信告诉他，叫他最近少上奏折，因为恭王已经跟两太后回奏过，准备就陕甘总督或者陕西巡抚这两个缺，挑一个给他。如果他依旧在奏折中大放厥词，触怒了“上头”事情会有变化。

这封信递到西安，胜保正与他的文案们在大谈风月，拆信一看，毫不在乎地传示文案，不作表示。这样等了几天，没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

“事恐有变！”他的上奏摺自炫文采的瘾头又发作了“不得不剖陈利害，催一催。”

“何苦，何苦，大帅且再等一等！”所有看过军机章京来信的文案，都认为他此举异常不智，口相劝。但胜保不听，自己动手拟了一道奏折，立刻以四百里加紧，发了出去。

这道奏折上说，凡是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并列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作为例证，他们都是以本省的地方长官，主持本省的军务，所以事半而功倍。接着说到他自己，是“以客官办西北军务”无论粮饷也好，招兵也好，事事不能凑手，因此率直上言:“若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奏折到京，自然是慈禧太后先看。那时肃顺被杀，还不到一年，她对权臣的跋扈犯上，警惕特深，湘军将领屡败屡战，艰苦备尝，亦不敢作这样冒昧的陈请，僧格林沁身为国戚，威望素著，对于朝命，奉行唯谨，那有象胜保这样子的？

如果不及时制裁，岂非又是一个肃顺？

于是她把他的折子留下来，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当面发恭王，冷笑着说:“如果照胜保的说法，朝廷要派兵到那一省，就先得换那一省的督抚。你们想想看，有这个道理吗？”恭王这时的宗旨，以求朝局平静为第一，所以对胜保还存着几分回护的心，当时还想放他一个陕西巡抚，但慈禧太后也有个坚定的宗旨，胜保的权力决不能再增加，最好能解除兵权，另外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作为他上年统兵入卫，到热河向肃顺示威的酬庸。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了解中原形势的人，无不忧形于，朝廷亦不断督催胜保领兵东援。只是他不知有什么成竹在？安坐西安，漫不经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顺眼的京营将官，不是参奏降革，就是奏请撤回。恭王一看这情形，必须要采取那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了。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之称的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

等陕西回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棨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分，可以稍稍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军机章京拟旨，虽然下笔如飞，但片言只字，皆有分寸，再经过军机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览。经过这三道手续发出来的谕旨，在意旨的表达上，几乎不可能发生错误。胜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后那一段话，不但暗示将要部议处，而且处分拟呈之后，不可能邀得宽免。所以他心里虽愤不可遏，却也不免着急，真的不能“再玩忽”得要“力图补救”了。

“好吧！”他对他的幕僚说“看我‘补救’！补救好了，再跟他们算帐。”但是，他要补救却甚难。驭下无恩，士卒不肯用命，滥作威福，同官不愿支持，这才真的到了呼应不灵的窘境。最苦恼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子弟兵”都没有。事急无奈，想起一着棋:在安徽的苗沛霖。

苗沛霖的包藏祸心，中外大僚，无不深知，他以办团练保地方起家，但劫持巡抚，通洪军、通捻军，反迹早，只以用“英王”陈玉成结了胜保，胜保为他“乞恩免罪”勉强就抚。当政的大臣，因为江南军务吃紧，而河南的捻军、陕西的回，在在需要剿治，所以虽有袁甲三等人，对苗沛霖力主痛剿，仍不得不加姑息，可是防范得极严。那知胜保计无所出，派了个提督，拿了用督办陕西军务钦差大臣关防所发的护照，调苗沛霖所部到陕西助剿。

消息一传，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地负有治安责任的地方官和带兵官，无不大起恐慌，飞章告警。因为苗沛霖正苦监视太严，动弹不得，经胜保檄调到陕，恰好给了他一个窜扰的机会。于是军机处搞得手忙脚，用六百里加紧的廷寄“严饬胜保速行阻止”同时分别命令僧格林沁及有关各省的大员，阻拦苗沛霖“妥为开导，刚柔互用。如不听阻止，即着分拨兵勇，并力兜剿，毋许一人一骑，闹入境内。”这还不算，还把苗沛霖的一个“克星”找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罗泽南的旧部李续宜，一向在皖北打仗，地形极，苗沛霖对他相当忌惮。后来调到湖北，当胡林翼病重时，专折保荐他接任，不久，由湖北调为安徽巡抚，用意就在责成他专门对付苗沛霖。到任不久，丁忧奏请开缺，朝中不肯放他，只准假百，尚未期。现在因为胜保的荒唐，怕苗沛霖蠢动，所以特旨催促“克启程赴皖任事，断不可拘泥假期未，稍涉迟延，致皖省大局，或有变迁贻误。”为了胜保的轻举妄动，惹起了极大的麻烦，朝中大臣，各省大吏，无不对他深恨痛绝“皆曰可杀！”于是各处弹劾密告胜保的章奏文书，又如雪片飞到。恭王派了专人处理，把那些文件分别处理，虽有少数夸大其词，意在报复的，但大致都可信其实在，因为一项劣迹，常有几个人指出，经过仔细比对，逐条开列，总计有十来款之多。

为了整饬纪律，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不主张严办的。第一步当然是查明实在情形，可是怕打草惊蛇，胜保得知其事，出变故，而且正派他负责剿平回匪，也不能打击他的威信，这样就不便公然遣派大臣查办。

会商的结果，采纳了文祥的主意，向僧格林沁查问，奏准两太后，随即下了一道密谕:“前有人奏:胜保去督师京东，以至入皖，入陕，所过州县，非索馈千金或数千金，不能出境，稍有羁留，官民尤困。随营之甚多，供亿之资不少。又有人奏:胜保上年督兵直隶，路过衡水，悦民间女子，招至营中阅看。又纵容委员，滥卖‘功牌’，至今直省拿获马贼，多带有胜保营中蓝翎或花翎，以及顶戴执照。又有人奏:胜保以一寒士，自带兵以来，家资骤富，姬妾众多，揆厥由来，总由滥保人员，以取贿赂；虚报名额，以冒口粮；勒派捐税，以充私囊。本年督兵赴皖，挈带眷属，熄赫道路；其拔营赴陕，同行女眷大轿有数十乘，闻“四眼狗”陈玉成家眷，亦为胜保所有，随从车辆，不知多少？各州县不胜苦累等语。以上胜保贪渔欺罔各劣款，系近节次有人参奏，情节大同小异，似非虚罔。僧格林沁久驻河南、安徽界处，见闻自必较确，着即按照所参各款，据实复奏。”以外还有陕西绅士的“公禀”——是由多隆阿抄呈的。这些公禀是要求多隆阿回陕西去平回，当然也就提到了胜保，除去贪污、好的劣迹以外，还指出“讳败为胜”说渭河北岸“匪巢林立”西路凤翔，东路同州，为回匪集结之处，而胜保安坐省城，捏造获胜的战报。朝中这才明白，中原的局势，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整个情况是四面作战，剿捻匪、平回、对付胜保，还要拦截苗沛霖。这些任务，分别落在僧格林沁和多隆阿身上，而急务是不准苗沛霖入陕，怕在回以外，别生“苗”朝中的布置是以僧格林沁为第一线，这一线在河南如果挡不住苗沛霖，那就要靠多隆阿扼守潼关。此地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重险，多隆阿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后患不堪设想。

而多隆阿的全部兵力不到七千人，从紫荆关北上，且战且走，星夜疾驰，赶往潼关。

这时的胜保，到同州、朝邑一带视察了一番，已经回到西安，还在要兵要饷。亲自动手的奏折，已不是“非朝廷所能遥制”的话了，改了一个说法:“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成，赤心报国’，”这是指英法联军内犯时，胜保曾在通州“与洋人接仗”而言。接下来便铺叙他这次同州之行的战功，说是一个名叫王阁村的地方，为回匪老巢，进剿大胜，得意洋洋地写道:“臣抵同未及三，获此全捷，差可壮我军威。”然后就提到军饷了，除了照例指责各省协饷，未能如数拨解，兵勇口粮，积欠累累以外，因为关中已是“西风吹渭水，落叶长安”的季节，特意加了一笔:“现在天气寒，兵丁时虞饥溃。”另外加了三个“附片”一个是参奏署理陕西藩司刘齐衔筹饷不力，办事玩忽；一个是奏请开复三名革职人员的处分，随营效力；再一个是请催新任西安将军穆腾阿迅即赴任，并帮办陕西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