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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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23]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动。

孙部长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24]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