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鼓樓將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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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種圓圈式的時間觀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動搖。他眼見着廟會中的惡霸得到了“現世報”他自己同千千萬萬北京市的底層市民一樣，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澤，温飽迅速而穩定地得到了保證，生活趨富裕純淨，而眼前的北京城，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地發生着顯著的變化: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展拓“十大建築”的同時出現，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的急速發展，水井的廢除和自來水的普及“老爺”

“太太”一類稱呼的消失和“同志”

“師傅”這種稱呼的興起…都不斷地把他那圓圈式的時間觀念扳成為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商場的夜校中，他學了簡明中國史，他才知道這直線式的時間那過去的一端是“從猿到人”而未來的一端是“共產主義”據大兒子薛紀徽有一次告訴他，實際上時間是既無頭也無尾的“從猿到人”以前還有“從蟲到猿”並且還有“從無生命到有生命”、“從無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產主義”以後也還會有矛盾衝突，人類社會還會有發展變化，並且到最後地球還可能毀滅，而那時候的人類可能已經安全遷往宇宙中別的地方了等等。他對薛紀徽所説的抱懷疑態度，不過，時間自“從猿到人”而奔向“共產主義”是個並非封閉的圓圈而是一條向前發展的直線，這個觀念畢竟在他的頭腦中紮下了來。

對於國家來説，在眼下直線式奔的時間裏，是搞社會主義建設。

“四海晏清，八荒率職。”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薛永全心中有這樣一種責任。他自己在看守倉庫的平凡工作中恪於職守，同時對於兩個兒子，也時常囑咐和督促他們為國家認真工作。對於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來説，在眼下直線式逝的時間裏，是“男大當婚”但求有個“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紀徽兩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願薛紀躍兩口子再生下一男…

沒想到薛紀躍的這場婚事，竟鬧出瞭如此風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親友要來賀喜，該鋪排最後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卻依舊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隨時可能賭氣跑回孃家！

在眼前事態的刺下，薛永全那舊有的時間觀念，竟有所復萌。殷大爺給他按推拿着膻中時，他糊糊地想:難道是我以往作的孽，報應在了今天？

…

他想起了當年把出生不久的親女兒，經“修綆堂”書鋪掌櫃，送給那官宦人家的往事。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虧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國民黨“接收”不久，隆福寺廟會雖説看上去熱鬧，可人們手裏的錢“”得厲害，連廟會上原來最牛氣的“金象為記”的賣梳篦的“金象張”在奧金巴提着黃布口袋去收攤租時，也叫苦不迭，要求賒租。薛永全當時靠跟着奧金巴外出唸經已然不能維持生活，便在每逢陰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廟會的子裏，去哈德門①外東曉市幫大攤主拉排子車運貨，掙一點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閨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車路過哈德門，被一輛美國兵開的吉普車撞得人仰車翻；那吉普車顯見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車撞翻的，當排子車上的貨物滾了一地，薛永全摔得傷肘碎之時，吉普車上爆發出一陣開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賠償貨主損失，二要看病吃藥，實在養不活那閨女，才忍痛將她送給了別人。那由中間人隱去了真實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筆錢財，他同薛大娘都嚴詞拒絕了。他們豈是出賣親生骨的禽獸？他們實在是百般無奈，才讓女兒去尋一條温飽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嚴詞拒絕了他們隔年與女兒相會一次的要求。

自從女兒被抱走以後，三十多年來音信全無，解放後薛永全也曾試圖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為中間人“修綆堂”的掌櫃早已去世，竟毫無線索可尋。現在，在薛紀躍的婚宴出現風波時，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終的親閨女。她讓人抱走時，還穿着一雙薛大娘用舊袈裟布縫出來的虎頭鞋！難道今天的事真是…報應？

窗外傳來一陣歡笑聲。分明是從婚宴上傳來的。其間突出着荀大嫂揚聲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氣氛中往下進行。這麼説，也還夠不上是遭了什麼報應。荀磊不一會兒把那表買回來，新娘子一回心轉意，一切又都能恢復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亂想呢？

“怎麼樣？好受點了嗎？往開了想吧，過一會兒，就什麼都好了…”殷大爺又開始用雙拳給他按背俞。因為他現在是虛披着棉襖，海西賓怕他凍着，便把屋裏的爐火捅得旺旺的。

他確實覺好受多了，同時，不僅承受着旺盛的爐火的熱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幾乎要彎成圓圈的時間觀念，又反彈成了直線。他微微一笑，點點頭…殷大哥原是在廟會中用三木捆起架子，從架子頂上掛下兩皮條，靠光膀子練皮條把式口為生的。他倆相以後，無話不談，引為知己，遂結拜為兄弟，他們之間，是可以託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説得對:“過一會兒，就什麼都好了…”豈止殷大哥維護着自己，這小小年紀的海西賓，不也知道幫助人嗎？更有那荀師傅一家，説起來非親非故，不過是共用一個自來水管的裏外院鄰居，可他們對自個兒多有情義！這難道都是前世積德的善報嗎？那麼着解釋太虛無縹緲！人家荀興旺早年是個八路軍，後來又一直是大廠子裏的工人，人家真有那無產階級的思想覺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啊…所以，尋思到頭，身外的時間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壽數也好，命運也好，恐怕也還不是輪迴往復那麼個情況…

“事在人為。”而且“眾人拾柴火焰高”當殷大爺給薛永全拿着虎口時，他覺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復到健康狀態。他微笑着説:“不礙的了。我該回去接碴張羅了。一切都能好起來的…”鐘鼓樓原是一種公共報時器。它是以音響來報時的。

如今鐘鼓樓休息了，它們僅僅作為一種古蹟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報時器共有兩處，一處是北京火車站，它有兩個對稱的鐘樓；一處是西長安街的“電報大樓”它高聳着一個鐘樓。它們不僅能發出報時的音響，而且還朝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以帶“刻度”的鐘面和長短指針隨時顯示着時間，確度在五分鐘以內。

顯然，作為一個社會活動頻密繁忙的大都會，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時的公共報時器是太少了。應當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種類、不同樣式的天公共報時器。尤其應當多多設置一些既比機械鐘價廉而又能使確度達到一秒之內的石英電子數碼顯示鐘。

公共報時器的稀少，確度方面的放，從一個側面説明了我們還不是那麼善於珍惜時間。在不少機關裏“研究研究”、“考慮考慮”、“討論討論”

…

以及“別急，等一等”、“忙什麼？候一候”

…

乃至於“那就下午再説吧”、“那就明天再辦吧”

…

之類的“口頭禪”仍在繼續免費，便是明顯的例證。

必須改變這種陋習。改革，首先要改革關於時間的觀念。

張奇林便是一個從這一點改起的改革家。

現在是1982年12月12的…什麼時間？

張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機上，伸腕看着他的手錶。那是一塊上海鑽石牌手錶。當時指針指着十七點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錶所顯示的，僅僅是格林威治國際標準時間所規定的北京時間。現在飛機大體上是由東朝西飛，而地球正同時由西向東轉。因此，現在究竟是幾點鐘，不能籠統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當下午十四點三十分，而蘇聯莫斯科卻恰好是中午十二點。張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蘭克福是上午十一點，法國巴黎是上午十點，而英國倫敦僅處於早上九點鐘。至於飛機尾部所越離越遠的一面，東京是十八點，夏威夷是二十三點，舊金山已是‮夜午‬一點，而紐約已到了凌晨四點鐘。

令張奇林痛心的是，儘管他所領導的那個局裏的絕大部分幹部，都持有大專的文憑，但真正具有科學的時間觀念的人，卻所佔比例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