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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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迴盪起“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神起點很高。在極低的生產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標。《詩經》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傳的詩，應該比《詩經》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説，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刪成三百餘篇的。這好像説得不大對，因為《論語》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刪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詩經》的格局已成。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詩經》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歡《詩經》。過去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時，不少學生常常因一個“經”字望而卻步，我總是告訴他們，那裏有一種採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像是剛剛收割的麥垛的氣味那麼誘鼻，卻誰也無法想象這股新鮮氣味竟然來自於數千年前。

我喜歡它的雎鳩黃鳥、蒹葭白，喜歡它的習習穀風、霏霏雨雪，喜歡它的靜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歡的，則是它用最乾淨的漢語短句，表達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樂。

這些詩句中，藴藏着民風、民情、民怨，包含着禮儀、道德、歷史，幾乎構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社會教育課本。這部課本竟然那麼美麗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喚出了一種普遍而悠久的誦。於天南，於海北；誦於百年，誦於千年。於是，也熔鑄進了民族的集體人格，成為中國文脈的奠基。

中國文脈的奠基，分“天、地”二儀。天上的奠基，就是前面説過的那些神話；地上的奠基，就是《詩經》。

每次誦《詩經》，總會聯想到一個夢境:在朦朧的夜中，一羣人馬返回山寨要唱幾句約定的秘曲，才得開門。《詩經》便是中華民族在夜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應，就知道是自己人。

《詩經》是什麼人創作的？應該是散落在黃河域各階層的龐大羣體。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進獻的樂歌，還是朝廷採集的民謠，都會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創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個體詩人。這也就是説，《詩經》所標誌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羣體的美聲。這是一種廣泛的協調，遼闊的共鳴。這裏呈現出一個個被刻畫的形象，卻很難找到刻畫者的面影。

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域的男人。

二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詩經》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説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歷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並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域。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媧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確實也被戰勝了。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説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態、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譎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於明晰的政論和哲思。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將，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徵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集點。

如果説，《詩經》曾經把温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藉了黃河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個人，沒有和聲。他一意孤行，拒絕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與他身邊的江、腳下的土地有關。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域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兒山險路窄，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那兒樹茂藤密、物產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那兒雲譎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那裏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物傷情。那裏江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啓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因此，從黃河到長江，《詩經》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曲。

如果説，《詩經》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於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着花冠，佩着長劍，穿着奇特的服裝，掛着緻的玉佩，臉高貴而憔悴，目光惘而悠遠。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詩經》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