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迂闊之政：固守王道傳統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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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國的故事，很有些黑幽默。

一支天子血統的老貴族，尊嚴地秉承著遙遠的傳統，不懈地追求著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縱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縱然一次又一次成為天下笑柄，爬起來依然故我；直至滅頂之災來臨，依然沒有絲毫的愧。

在整個戰國之世，燕國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個例。

特殊之一，燕國最古老，存在歷史最長。從西周初期立諸侯國到戰國末期滅亡，燕國傳承四十餘代君主，歷時“八九百歲”（由於西周初期年代無定論，燕國具體年代歷史無考，八九百歲說乃太史公論斷）。若僅計戰國之世，從公元前403年的韓趙魏三家立為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獲的公元前222午，則燕國曆經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與秦國相比較，燕國多了整整一個西周時代。

特殊之二，燕國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諸侯國。秋之世，老牌諸侯國的君權紛紛被新士族取代，已經成為歷史。田氏代齊，韓趙魏三家分晉，中原四大戰國已經都是新士族政權了。當此之時，唯有秦、楚、燕三個處於邊陲之地的大國沒有發生君權革命，君主傳承的血統沒有中斷。而三國之中，燕國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統的老牌王族大國。燕國沒有“失國”而進入戰國之世，且成為七大戰國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個諸侯中絕無僅有。

特殊之三，燕國的歷史記載最模糊，最簡單。除了立國受封，西周時期的燕國史，幾乎只有類似於神話一般的模糊傳說，連國君傳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記》中，除召公始封有簡單記載，接著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結了周厲王之前的燕國史。九代空白，大諸侯國絕無僅有！秋之世與戰國初期的燕國史，則簡單得僅僅只有傳承代次。可以說，燕昭王之前的燕國曆史，線條極為糙，足跡極為模糊。中華書局橫排簡體字本《史記·燕召公世家》的篇幅僅僅只有十一頁，幾與只有百餘年曆史的韓國相同；與楚國的三十二頁、趙國的三十七頁、魏國的二十二頁、田齊國的十八頁相比，無疑是七大戰國中篇幅最小的分國史。這至少說明，到百餘年後的西漢太史公時期，燕國的歷史典籍已經嚴重缺失，無法恢復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國是一個傳統穩定而衝突變化很少的邦國，沒有多少事件進入當時的天下口碑，也沒有多少事蹟可供當時的士人記載，後世史家幾乎無可覓蹤。

雖然如此，燕國的足跡終究顯示出某種歷史邏輯。

燕國曆史邏輯的生髮點，隱藏在特殊的政治傳統之中。

戰國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整個華夏族群以邦國為主體形式，在不同的地域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創造與探索。無論是七大戰國，還是被擠在夾縫裡的中小諸侯國，每一個國家都在探索著自己的生存競爭方式，構建著自己的國家體制，錘鍊著自己的文明形態。此所謂求變圖存之也。也正因為如此，各個地域（國家）的社會體制與文明形態，都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巨大差別。

“文字異形，言語異聲，律令異法，衣冠異制，田疇異畝，商市異錢，度量異國”的區域分治狀態，是那個時代獨具特的歷史風貌。所有這些“異”可以歸結為一點，這就是文明形態的差別。文明形態，無疑是以國家體制與社會基本制度為核心的。因為，只有這些制度的變革與創造，直接決定著國家競爭力的強弱，也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基本行為特點。而作為文明形態的制度創新，則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統治層如何對待既定的政治傳統。或恪守傳統，或推翻傳統，抑或變革舊傳統而形成新傳統，結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個國家的歷史命運，其奧秘往往隱藏在不為人注意的軟地帶。

要說清楚燕國的悲劇源，必須回到燕國的歷史傳統中去。

如此一個時代已經遠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國家傳統差異的認識，已經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難點，便是我們很難擺脫後世以至今的一個既定認識:華夏文明是一體化發展的，其地域特徵是達不到文明差異地步的。我們很容易忘記這個既定認識的歷史前提:這是秦帝國統一中國之後的歷史現實。客觀地說，要剖析原生文明時代的興亡教訓，我們就必須意識到，那是一個具有原創品格的多元化的時代，只有認真對待每個國家的獨有傳統與獨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基。

所以，我們還是要走進去。

因為，那裡有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再現的原生文明的演變軌跡。

立國曆史的獨特，決定了燕國後來的政治傳統。

據《荀子·儒效篇》，周武王滅商後陸續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姬姓王族子弟佔了五十三個。後來，周室又陸續分封了許多諸侯，以至西周末期與東周（秋）早期，達到一千八百多個諸侯國，這姑且不論。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兩個人受封的諸侯國最重要，也最特殊:一個是周公旦，一個是召公；周公受封魯國，召公受封燕國。所謂最重要，是因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級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載。召公身份卻有三說:一則，太史公《史記》雲，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一則，《史記·集解》譙周雲，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則，東漢王充《論衡》雲，召公為周公之兄。三說皆有很大的彈，都無法據以確定到具體的血統座標。對三種說法綜合分析，這樣的可能最大:召公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長，為周公之族兄。所謂特殊，是這兩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輔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師。在滅商之後的周初時期，周公召公幾乎是事實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兩位大臣。周武王死後，兩人地位更顯重要，幾乎是共同攝政領國。

唯其兩公如此重要，燕國、魯國的始封制產生了特殊的規則。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規則是:受封者本人攜帶其部族就國，受封者本人是該諸侯國第一代君主，其後代代世襲傳承；受封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職務。譬如第一個受封於齊國的姜尚，原本是統率周師滅商的統帥，受封后，便親自趕赴齊國，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沒有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官職。而魯國燕國的特殊規則是:以元子（長子）代替父親赴國就封，擔任實際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則留在中央王室，擔任了太師、太保兩大官職，虛領其封國。這一特殊說明:周公召公兩人，在周初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地位與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週中央王室不能離開這兩個重臣。周武王死後的事實，也證實了這兩個人物的重要。周召協同，最大功績有三:其一，平定了對周室具有極大威脅的管蔡之亂；其二，周公制定周禮，召公建造東都洛邑（洛陽）；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統轄的王畿土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單說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備的三大長處。

其一，極為長壽，近乎於神異。東漢王充的《論衡·氣壽篇》記載了姬氏王族一組驚人的長壽數字:周文王九十七歲死，周武王九十三歲死，周公九十九歲死。召公一百八九十歲死。召公壽數，幾乎趕上了傳說中的兩百歲的老子。古人將召公作為長壽的典型“歿若顏淵，壽若召公”此之謂也。史料也顯示，召公曆經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長壽的絕無僅有的權臣。這裡，我們不分析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因為，能夠形成某種特定的傳說，必然有其源以及可能的影響。而這種源與影響，才是我們所要關注的焦點。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績。周成王死時，召公領銜，與畢公一起受命為顧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後的局勢，成功輔佐了周康王執政。這一功績，對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響。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舉沒有導致“國疑”言，比周公輔佐成王還要完美。這是召公神話中獨立的輝煌一筆。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愛之名譽滿天下。《史記·燕召公世家》雲:“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這段史料呈現的事實是，召公巡視管轄地，處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進官府，而在村頭田邊的棠樹下，其公平處置，得到了上至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擁戴，從來沒有失職過。所以，召公死後民眾才保留了召公經常理政的棠樹，並作甘棠歌謠傳唱。這首《甘棠》歌謠，收在《詩·召南》中，歌雲: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視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國，而是周王室的“陝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燕國而垂範天下。可以說，周公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則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實際推行者。從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實際影響力在當時無疑是大於周公的。

我們的問題是，召公的王道禮治神，對燕國構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無論是魯國還是燕國，其在初期階段的治國神，無疑都忠實而自覺地遵奉著周公、召公這兩位巨擘人物的導向。兩位巨擘人物在世時，魯國燕國的治道完全必然隨時稟報兩公，待其具體指令而執行。兩公皆以垂範天下自命，自然會經常地發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經以嚴厲手段懲罰過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國君。作為秉承其父爵位的長子，始任國君的忠誠於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國的特殊更在於，召公活了將近兩百歲，召公在世之時，周室已經歷經四代，燕國也完全可能已經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這幾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於或者願意背離召公這個強勢人物的王道禮治法則。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過了燕國四代國君，也是驚人地長了，長到足以奠定穩定而不容變更的政治傳統了。

這裡，恰恰有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史料現象:燕國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國君，都沒有明確的傳承記載。為什麼？唐代司馬隱在《史記·索隱》中解釋，說這是“並國史先失也”意思是說，國史失載，造成了如此缺環。可是，我們的問題是，燕國史為什麼失載？魯國史為什麼就沒有失載？客觀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其一，燕國在召公在世的幾代之中，都忠實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國無大事風平靜，以至於沒有什麼大事作為史蹟傳。於是，其國史史料，也就不能引士子學人在大爭之世去搶救發掘了。這一點，燕國不同於魯國。魯國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學者的關注。燕國無事，自然會被歷史遺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帶有周、召二公的風格特徵。周公顯然具有比較強的檔案意識，譬如，曾經將自己為周武王祈禱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為某種證據，後來果然起到了為自己澄清言的作用。而召公卻更注重處置實際政務，不那麼重視言論行為的記載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間長期轉悠的口碑，就比周公響亮得多。如此這般，兩國的史官傳統，很可能也會有著重大差異。相沿成習，終於在歲月逝中體現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別。

立國君主的神風貌，往往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政治傳統。

歷史邏輯在這裡的結論是:燕國的政治傳統，被異常長壽的召公凝滯了。

燕國的政治傳統，就是王道禮治的治國神以及與其相配套的行為法則。

何謂王道？何謂禮治？這裡需要加以簡單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