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先國家後政治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從洋務運動，百維新，到庚子事變後的新政改革，晚清的政局形成了新老兩大既得利益集團的爭鬥。

所謂老的既得利益集團，是以滿清貴族為主。他們是這個政權的領導力量。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

因此，他們往往成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這種反對，儘管會打著意識形態的旗幟祖宗家法、中體西用之類，但其實只是出於利益擔憂及心態失落。總的來說，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濟改革大躍進、政治改革慢慢行。

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則以在洋務運動中崛起的漢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業的地方士紳們為主，這些人是晚清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隨著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他們希望獲得政治上更大的發言權，因此成為憲政大躍進的主力。同樣，這種熱情，與其說是基於政治理念，不如說是基於利益的考量。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執政者的當家包袱和維穩顧慮，更希望的是變動，甚至不惜政局波動，經常以民意為憑藉與老集團及政府相抗衡。

在歷史上，恰恰是這兩股勢力的纏鬥，導致清政府的控制力益衰弱，最後瓦解。

而陳文強呢，他現在不僅僅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還是革命黨的領導人之一。這聽起來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但在陳文強的思維來看，改革與革命可是很相近的，關鍵在於一個度，並不是水火不容的兩派。在某種形勢下，兩派是可以合作，可以融合的。

所以，憲政派不是陳文強的敵人，他也樂於盡力為壯大憲政派的實力做出貢獻。而憲政派的實力越強。越能對清廷形成倒，從而引起憲政派對清廷的不滿。

腐朽無能的官僚體制既無法進行大刀闊斧、勇士斷臂的改革，又不甘以更大尺度的讓權、放權爭取新的利益集團的擁護。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滿清在這個死結中基本是無藥可救。

而陳文強更傾向於用革命推翻滿清的思維，實在是因為滿清在外上的軟弱和屈辱。只是是洋人，似乎都可以通過恫嚇威脅來取得利益，使清廷退讓妥協。

所以，對澳葡開戰並不是陳文強的莽撞和衝動。而是有著別人所難以理解的籌劃。同時，也是給自己打上強勢這個標籤，爭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是扶持。

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陳文強不介意被利用。如果一個人連被利用的價值都沒有，那豈不是無能又無用的存在？

…

“列強環伺，國脈如絲，我黨若於外患之時力持鎮靜，使政府得以全力對外，則可證我黨之真正宗旨。之愛國赤誠。我黨反對政府，非有惡於其人，而有不足於其政；雖大革其政，而不敢有危於國。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國人，可卓立於世…”信很長，不是陳文強親筆所寫，因為其中的言語不算是太直白，肯定是別人代筆並加以潤的。但其中卻是陳文強的主張，明明白白。要借與澳葡的戰事給復興會增光添彩，卓立於各革命團體之上。

“百先，你怎麼看？”宋復華看著幾人傳閱完書信，首先向西南革命軍總司令趙聲發問。

趙聲微皺著眉頭。沉思良久，開口說道:“趁虛而攻本是兵家要義，但書信中所言，又頗有道理。若能以東線停火爭得北征之利，愚意以為可以考慮。”

“先國家後政治，正符合西方民族主義神。西方國家就是如此。但凡遇到外患時，所有的黨派政治、內部糾紛一律掛起，一致團結對外，要吵要鬧等到外患平息後再說。”葛智初邊想邊說道:“若我黨不利用外患之時機為革命活動，則國人必然贊詡，實乃爭取民心之良法。”宋復初點頭贊同道:“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而國與政府之區分，又是我黨理論高於其他革命團體之本，不可輕棄。陳勝同志之見，我深以為許。若能借此機樹立新形象於國人面前，於以後的革命成功則大有禆益。”

“東停火，西攻擊，既樹形象，又不影響革命，我同意。”趙聲遲疑著舉起手，說道:“若能入川，則我軍的戰略計劃要有所修改。”

“入川？”宋復華重複了一遍，並沒有立刻作出決定，思索了片刻，謹慎地說道:“據地要留多少兵力才能確保無虞？入川作戰的滇西軍區又能調動多少人馬？總參謀部先制定計劃，然後商議決定吧！”

“宋先生恐怕要在聯合陣線委員會上取得共識。”一直沒說話的張繼開口說道:“如果他們不同意，或是自行其事，或是分裂，結果總是不好。”

“是啊！”宋復華苦笑了一下，說道:“甲午，庚子，趁著清廷虛弱忙亂而起事，或者已經成了固定思維。所以，要說服他們，革命行動最好不要全部停止。東線停火，其他方向總要有所進展。如果入川之過急，或者可增兵滇西軍區，向西進攻，作出光復全滇之勢。”趙聲看了看葛智初，不約而同地輕輕點頭，趙聲說道:“總參謀部就按照這兩個意圖制定計劃，再報宋先生、陳、吳三位執委。”

“好，那就這麼定了。”宋復華沉了一下，微微一笑，說道:“我先與克強兄稍微透一下，看看他的意見。只要他能表示支持，其他人就好辦了。”趁你病，要你命。北辰乃至後來的同盟會似乎始終貫徹著這樣的起事暴動的思路，比如甲午年的廣州起義，庚子年的惠州三洲田起義。在外患劇烈的時候起事，雖然是增加了成功的可能，但卻使人詬病，也沒有考慮到清廷因此受到干擾而退讓妥協，最終受損的是國家利益。而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損失還是要成功之後的革命政府來揹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