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對天下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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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一位幹部憂心件件地彙報說，與兄弟省界的一些社隊壓力很大。這邊悄悄搞“包產到戶”那邊轟轟烈烈搞“向大隊核算過渡”；這邊理虧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邊大喇叭朝這邊喊口號，廣播批判文章，說內蒙古搞資本主義，說“大寨人從來不籠統地講調動積極，而是講調動社會主義積極。”這些觀點都是出自權威的《人民報》。

周惠將手一擺:“農民沒有飯吃，是找咱們還是找人民報？我看也不會找兄弟省。”話是這麼講，神態也從容，內心可並不輕鬆。夜裡一枝接一枝菸，睡不著覺。他忽然對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了新受，似乎比過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體“唉，說嚴重點，我不上梁山，農民很可能就會有人上梁山喲！”他對同樣睡不著覺的子說。這是他深思慮之後講的極富哲理的一句話。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換代都出自農民起義。如果說，靠了共產黨幾十年艱苦奮鬥而在農民中樹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經考驗的幹部隊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也沒出大亂子，那麼經過十年浩劫，黨的威望及幹部隊伍都受到極大的損傷，若再出現那樣的失誤和困難，就難免不出大亂子。

誰能保證餓肚子的農民不會“上梁山”？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和責任心，周惠才“上梁山”沒有和中央的聲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這種“另搞一套”能夠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夠為中央一些決策者理解。到了賓館，他來到馬洪的房間。

“喂，我說你們這些秀才，你們也乾點實際事好不好？”因為是人，周惠用隨意的口氣對馬洪講“你也給咱們寫篇文章，呼籲呼籲。”

“寫什麼文章？”馬洪警惕地望著周惠，深知這位“仁兄”是個“不安分的人”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你寫這個文章，宣傳宣傳這個觀點嘛。”

“你怎麼不寫？”馬洪反問“你自己寫嘛。”

“我要能寫還找你說什麼。”周惠燃香菸，認真道“我只會幹，筆桿子還得靠你們這些窮秀才嘛。”

“我不寫，”馬洪搖頭“你們幹就是了，文章我寫不”周惠理解這種態度。許多同志對“包產到戶”是贊同的，但是不敢公開講。他苦笑著承認:“說實話，我也是敢做不敢寫呀，寫了發表出去，那就不是內蒙古而是全國的事了…”二北京市民紛紛湧往香山看紅葉之際，京西賓館又聚集了一群決定政策、為民做主的出類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會議正在這裡召開，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

午睡起來，周惠拉開窗簾，兩眼在驟然降臨的光明中眯細片刻，才適應地睜大眼，痛快地長出一口氣。他的心情同現在的天空一樣高曠遼遠。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員的高級領導幹部參加，他們既然參加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便鐵定地要參加中央全會。多年的政治生活經驗告訴他，這是“氣候”轉變的前兆。大凡有重大歷史轉折或政治變故之際都會有一批過去不在決策圈裡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來，他們是“組織保證”保證確立新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些“新人”當然屬於政治上佔主動，取“攻勢”的一邊。同以往所不同的是，無論八屆十二中全會還是黨的“九大”、“十大”這些列席到圈子裡的“新人”多是“兒童團”今列席到圈子裡來的卻是大批曾在圈子裡舉足輕重後被趕出圈子的“還鄉團”對，這些“老傢伙”互相串門聊天，都戲濾地自稱是“還鄉團”這個不雅的名稱是政治對手過去贈送的，現在他們百集地自己拾了起來。他們或在“反右”鬥爭，或在“反右傾”鬥爭，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重新聚集在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下，決心結束一個時代，開創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洗一把臉，周惠頭腦清醒地走向小會議室。視覺在紅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種莫名的興奮。上午，在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放了一炮。剛剛出國訪問回來的鄧小平雖然不動聲地坐在華國鋒旁邊，但周惠從他那一瞥目光，一聲輕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菸的姿態裡，看到了一種讚賞和會意的情動。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領導坐在前排沙發裡，各大區有兩名代表坐在他們的對面。華國鋒先講了話，沒再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容，而是大篇幅地講生產。顯然，經老同志們的努力，華國鋒已經同意了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這一“轉移”除老同志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勢所然。華國鋒明白，若不作這個轉移，他將失去早就厭惡甚至是懼怕“階級鬥爭”的廣大黨員和民眾的支持。幾十年的“鬥爭”使他們疲力竭，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其中，鄧小平走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請進來。

剛剛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歸來的鄧小平，曾下令大規模地組織派遣中共的高級幹部出國訪問、考查。正如他對訪問英、法歸來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義加改良主義，要大量派人出國。”所有出國訪問過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無不震驚:“中才數，世上已千年”；世界經濟發達狀況對他們長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簡直是粉碎的打擊。無須講更多的道理，那種改變路線，改變政策，改變現狀的要求和呼喚便必不可免地匯聚成席捲之勢。

這樣的形勢對周惠來講，無疑是賞心說意的快事。比較他在內蒙古悄悄搞“包產到戶”的時候，確是鬆了一口氣。但也不無憂慮，畢竟這種“解放”、“求實”和“寬鬆”尚未得到黨中央的正式認可，寫入決議。

中國政治的特:只有寫入“決議’的東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順”只有‘名正言順”的事情，才能大張旗鼓、大刀闊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對面的華北地區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發言之後，主持會議的華國鋒點將:“周惠同志，你也講講吧？”

“不講”周惠擺手“段君毅同志講得很具體了，我沒什麼講的。”

“講講吧。”葉劍英慢條斯理說“你是個敢講話的嘛。”陳雲點頭:“談談想法也好。”周惠的心動了，那些蓄積已久的話便活躍著想吐出來，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對建國以來許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之前，他經常可以見到澤東，可以無拘無束暢所言。在一次次海闊天空的暢聊中，他更深刻地瞭解了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奧秘和歷史。當澤東被蔣介石的軍隊趕到井岡山“落草”當了“山大王”時，便意識到中國的命運取決於農民。不但要組織農民，而且要宣傳教育農民，因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澤東的這一路線經歷了多次黨內鬥爭，特別是經歷了多次黨和軍隊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之後才逐漸被全黨承認，澤東也因此成為黨的領袖。這條路線指導著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由農村包圍城市，並終於把這個黨從山溝帶人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無論在北京，長沙還是在廬山，澤東都曾教育、告誡周惠:“路線決定一切，路線走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換言之，失策就會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確信這是真理。問題在於，黨的路線和政策是否一貫正確，有沒有重大失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惠是個“活躍分子”與各路“諸侯”作了廣泛的接觸和。對於“文化大革命”

“左”的失策失誤，絕大多數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識。但是對黨的農村工作路線，黨對農民的政策，分歧和爭論卻時時發生。

爭論中，周惠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封鎖國門的嚴峻形勢，黨採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政策是正確的，別無選擇。黨決策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路線和政策也是正確的；沒有工業化，在世界強國的窺覦下中國就無法完整的生存下去。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在國門被緊密封鎖，別無資金來源的情勢下，黨不得不採取“犧牲”農民一部分利益來積聚資金投入工業建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緊農民的褲帶為代價，建起自己比較完整的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並且擁有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都是正確的。是為了民族的本利益。

然而，失誤正是萌芽於正確之中。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將國家利益同農民群眾的利益對立起來了，以政權的力量，將農民的生產組織形式，種什麼，怎麼種的種植權，農民的產品分配權乃至吃多少口糧的權力統統收過來，管起來。掰著指頭算算，農民還剩什麼權力？這種過分的甚至是野蠻的剝奪，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周惠在走過幾十個公社之後，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到了這時，理想和教育已經無法再喚起農民作出犧牲奮鬥的熱情。而且，國家已經強大到了足以自立於世界，完全可以打開國門與世界各國平等往，世界政治氣候也不像過去那麼嚴酷得令人甘心無償地作出最大犧牲。

於是，改變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擺在黨的面前。度過了非常時期，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地關心自己的利益。八億農民怠工，國家利益從何談起？就是城市裡的教職員工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就沒有黨和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