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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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圆圈式的时间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动摇。他眼见着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急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

“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

“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扳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那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纪徽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并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纪徽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猿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来。

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

“四海晏清，八荒率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态的刺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推拿着膻中时，他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

…

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着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子里，去哈德门①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

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木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皮条，靠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护、互相帮助啊…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确度方面的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

…

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

…

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

…

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免费，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夜午‬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