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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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她的意思説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於收功。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説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強地點了頭。接着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抬手在太陽上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后説:“你有什麼話要問？”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説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寶鋆心裏在想，慈安太后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説“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什麼好説的，只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佈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啓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承當。或者洋人的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着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餘即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接下來説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差幸不負始願。”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裏説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説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薦，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裏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覆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於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説:“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

“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説“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豈不更深？”崇厚語。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

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着手指，説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説，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於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係；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討個輕鬆差使“俄、英、美的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説“明天我就‘放告’。”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稟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縉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説帖。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念給他聽，有的建議憑藉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衞，以為應敵之師。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氣如此，着實可慮。”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説“我看要出張佈告。”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佈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説“醇王六月初一上了個摺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也接到京裏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衞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極堅決“如今是山雨來的局勢！洋人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説話，如果他從別處再調來幾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藉故推翻，別生枝節。所以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寧人。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

只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説下去了。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幾位承審委員，盡三兩之力，務必先把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清楚，再談其他。”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後出佈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瞭了。挖眼剖心之説，純粹是因為不瞭解教堂內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譬如教堂裏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只拿《水滸》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至於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願送堂收養，並非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確有可疑，但供詞反覆莫衷一是。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鍊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説，同時親自擬一張佈告，刻印了幾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內外，通衢鬧區。

佈告中宣佈朝廷懷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拐小孩的事，並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佈告，越發憤懣驚詫，都説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什麼分別！

消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萬一決裂無所措手。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與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台兩地，形勢極為緊張。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與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辦法。羅叔亞看着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涉。京裏的空氣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辦叔亞觸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裏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的態度便更加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