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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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嚴辦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辦法？卻有不同的主張。有人以為應該撇開曾國藩，另派欽差查辦；有人以為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以外，還有大學士的身分，此案應歸他主持。兩宮太后召見軍機，仔細商量結果，決定兼籌幷顧。一方面尊重曾國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員到江寧，重新開審。同時為昭大公起見，決定用明發上諭:“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文祥所供挾恨各節，暨龍啓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着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寧，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着一併馳驛。”鄭敦謹是刑部尚書，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這一榜是名榜，人才濟濟，在咸豐初年，紅極一時。鄭敦謹的官運卻不算太好，翰林散館，當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後，一直調來調去當藩司，但頗有政績。直到同治改元，才內調為京堂，升侍郎、升尚書。刑部尚書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當刑部尚書在三年前，恰好西捻東竄，山西巡撫趙長齡防剿不力，帶兵的藩司陳湜，是曾國荃的姻親，本人喜漁，部下紀律極壞，慈禧太后得報震怒，大年三十派鄭敦謹出京查辦。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得了革職充軍的處分，而鄭敦謹鐵面無私的名聲，也就傳了開來。

因此，上諭發抄，輿論都表示滿意，期待着鄭敦謹也象那次到山西查辦事件一樣，必能將這樁疑案辦得水落石出，河清見魚。

鄭敦謹卻是心情沉重，因為他是湖南人，而江寧是湘軍的天下。但又不願藉詞規避。他已經六十八歲，又是歲暮雨雪載途之際，如果説憚於此行，起碼恤老尊賢的恭王會同情他的處境，然而他終於還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幾名好手，馳驛出京，徑赴江寧。

一路上歷盡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國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歲，長談竟夕。這一談，鄭敦謹才深悔此行。因為曾國藩説了實話，御外必先安內，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如果再出什麼變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開釁，洋人決不會象這一次似的，雷聲大、雨點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國藩與鄭敦謹不但是同鄉，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鄉試的舉人。鄭敦謹闈聯捷，第二年就成了進士，曾國藩則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連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願以償。所以論科名，鄭敦謹雖是前輩，亦是同年，情一向深厚，但論到公事，各有作為。鄭敦謹清勤自矢，執法錚錚，張光藻和劉傑第一次解刑部治罪，被拒絕收受，就是他的主張。誰知迫於朝命，終於還是辦了罪。多少年來的規矩，或是內閣會議、或是吏部議處、或是刑部治罪，復奏時一定擬得重，留待旨意減輕，以示開恩。張光藻和劉傑原擬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已經過分，而兩宮太后聽了寶鋆、崇厚的話，以張、劉二人“私往順德、密雲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為充軍黑龍江。

為此，鄭敦謹耿耿於懷，這時聽了曾國藩意見，越覺得滿懷抑鬱難宣，不由得就發了牢騷。

“不該辦的非辦不可，該辦的卻又不能辦。”他説“讀書六十年，真不知何以為懷！”曾國藩的牢騷更多，但養氣的功夫，他比鄭敦謹來得到家，所以不動聲地答道:“相忍為國而已！”能忍是一回事，辦案又是一回事。鄭敦謹那個年過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還好，年初二一早，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祐，領了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跪在欽差大臣的行轅門口，放聲痛哭，請求伸冤。好不容易給勸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慶來拜，鄭敦謹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會試同年，所以袁保慶稱他“老世叔”為他指出張文祥供詞中，種種不合情理的疑竇，要求嚴辦。袁保慶向來心直口快，對曾國藩和魁玉都有批評，張之萬更為他隱隱約約指責得一文不值。江蘇巡撫丁昌丁憂開缺，張之萬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趕往蘇州，催丁昌卸，膽小怕事到如此，頗為袁保慶所譏評。

“還有人居然在馬制軍被難之後出告示，説‘總督家難，無與外人之事。’老世叔請想，疆臣被刺，怎能説是‘家難’？”鄭敦謹也聽説過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啓照。

“這當然是失言！”他説“我奏旨跟滌相會辦此案，凡事亦不能擅專。等稍停幾，我再約諸公細談。”過了初五，鄭敦謹會同曾國藩約集江寧的司、道、府、縣會談案情，別人都不講話，只有孫衣言侃侃而談，説指使的人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又説，民間謠諑紛傳，上海戲園中甚至編了“張文祥刺馬”這麼一出新戲開演，明明是誣衊馬新貽的荒唐不經之談，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為真，做一首詩，説什麼“羣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馬新貽含冤而死，復蒙重謗，天下不平之事，那裏還有過於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園編演“刺馬”新戲，轟動一時，連遠在安慶的安徽巡撫英翰，都有所聞，特為諮請上海道塗宗瀛查，以及孫衣言所提到的那兩句詩，鄭敦謹無不知道。那首詩出於喬松年的手筆，鄭敦謹跟他雖是同年，也覺得他做這樣的詩，實在有傷忠厚。

不過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絝褲的習氣，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着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所以鄭敦謹這樣答道:“喬鶴儕的話理他幹什麼？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馬端愍的清譽，總有洗刷的一天。”曾國藩也深深點頭，用馬新貽的諡來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評。至於民間好奇的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時倒不必亟亟於去闢它！等定讞以後，我自然要替馬端愍表揚。”鄭、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孫衣言的氣平了些。當時決定正月初七開審，照例由首縣辦差，定製了簇新的刑具，送到欽差行轅，就在二廳上佈置公堂，一共設了五個座位，除去鄭敦謹和隨帶的兩名司員以外，另外兩個座位是孫衣言和袁保慶的。

這是那兩名司員想出來的主意，因為此案的結果，已經可以預見，怕他們兩人將來不服，會説閒話，甚至策動言官奏劾，別生枝節，所以建議鄭敦謹用欽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孫衣言、袁保慶參與會審。

接到委札，孫衣言特為去看袁保慶，要商量如何利用這個機會，追出實情。袁保慶因為曾國藩接任後，仍舊被委為營務處總辦，公事極忙，經常在各營視察。替他料理門户的是他過繼的一個兒子，名叫世凱，字庭。袁世凱這時才十三歲，矮矮胖胖，因為常騎馬的緣故，長了一雙“裏八字”的羅圈腿，貌雖不揚，腦筋極好，已盡童騃之態，很整個成年的樣子，凡有客來，如果袁保慶不在家，都歸他接待。

“庭！”孫衣言把手裏的公事揚了揚“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凱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還不曾過目。”

“你拆開看了沒有？”

“看了。怕是緊要公事，好專差稟告家父。”

“令尊什麼時候回來？”

“臨走代，今天下午一定回來，正趕得上明天開審。”

“我要跟令尊好好談一談。奉委會審的，就是我們兩個人。”孫衣言説“此案不平的人極多，無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想講話也無從講起。所以我們兩個人的責任特重，等於要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請你先把我的意思轉達，今天晚上我在舍間專候，或是令尊見訪，或是給我一個信，我再來。無論如何要見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訴家父。不過…，”袁世凱笑了笑又説“我想放肆説一句，不曉得老伯容不容我説？”

“説！説！你常多妙悟，我要請教。”

“不敢當！”袁世凱從容答道“我勸老伯不必重視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鄭欽差不過拿這委札人的嘴巴而已！”幾句話把孫衣言説得愣在那裏，作聲不得。好半晌才用無窮慨的聲音説道:“我的見識竟不如你！不過…。”他把下面的那句話嚥住了，原來是想説:欽差的用心，連個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當局者，總之，是太熱心的緣故。”袁世凱老氣橫秋地説“我勸老伯大可辭掉這個差使。”

“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孫衣言很堅決地説:“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辭，我要爭！”這種擇善固執的態度，袁世凱再聰明亦不能瞭解，而袁保慶是瞭解的，當夜去回拜孫衣言，表示也要據理力爭。

第二天一早，欽差行轅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純然是來看熱鬧，有些則是來替張文祥“助威”的。當然，欽差大臣奉旨審問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審理案件不同，警戒嚴密，不得觀審，百姓只能在一府兩縣差役的彈壓之下，遠遠站在照牆邊張望。

此外從欽差行轅到上元縣衙門，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張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縣監獄，獨住一間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鋪，吃的葷腥，有個相好，釣魚巷的土娼小金子，偶爾還能進去“探探監”所以養得白白胖胖，氣很好。這天一早，扎束停當，飽餐一頓，然後上了手銬，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欽差行轅。看到夾道圍觀的人羣，不由得滿臉得意，看的人也很過癮，覺得張文祥為兄報仇，不但義氣，而且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俠義男兒的模樣。

孫衣言和袁保慶是早就到了，在花廳裏陪着鄭敦謹閒談，談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與嘆，國勢太弱，難御外侮之際，督署派來當差的武巡捕來報，説張文祥已經解到，請欽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張文祥帶了上來，鄭敦謹看他一臉既兇且狡的神，心裏便有警惕，所以問話極其謹慎，而張文祥其滑無比，遇到緊要關頭，總是閃避不答。那兩名司員因為已經得到指示，也是採取敷衍的態度，一句來一句去，問是問得很熱鬧，卻非問在要害上面。

於是袁保慶開口了，他是問起一通奇異的文件。在馬新貽被刺以前幾天，督署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蓋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個衙門所發？打開來一看，裏面是一張畫，畫的一匹死馬，文案上趕緊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卻已不知去向。這張意示警告的畫，究竟是誰的玄虛？袁保慶要問的就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