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很為懊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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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下詔書止纏足，實行滿漢通婚。這年忽然安徽兵變，熊成其號台民黨，鬧了一次風，總算撲滅了。

但到了五月的中旬，候補道員徐錫麟又鬧起革命來了。講到這徐錫麟，本是個本留學生，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卻抱負大志，腦筋裏滿貯着種族革命的思想。

他鑑於清政府的腐敗和外夷的侵略，決意想把清政府推翻，重組共和政府，他既存了這般主旨，便在本長崎地方結識許多同志，末了，就從海外回國宣傳革命。

可是，中國因屢鬧革命，捕捉黨人很為嚴厲。徐錫麟見自己是個留學生，一舉一動很受官府的監視，且於力量的一方面已然覺得不足。

籌計了一會，覺得非從政界入手不可，但在這個時候，兩手空空，如何能夠行事呢？正在進退兩難的當兒，恰巧逢着了女俠秋瑾，兩人一談，倒很是投機。

當由秋瑾拿出錢來補助徐錫麟去做事，那秋瑾是紹興的世家女兒，也曾在學堂畢業，遊歷過英美本諸國，為人極有才幹。

對於革命思想很是崇拜，遊的都是責任官吏，所以徐錫麟很得到她一把助力，當下二人商議好了，徐錫麟捐了一個道員，以便在政治上活動。秋瑾自回紹興，組織大通學堂，行她那革命的素志。

徐錫麟自捐了道員，竭力在官場中謀幹，居然被他到一個路道，投在安徽撫台恩銘的門下。

恩銘和他一談，覺得他確有才華，便已存了錄用之心，後來叫徐錫麟充了練兵的委員。徐錫麟一有了兵權，自然只望那革命的一方面下後，他一邊練兵，一頭約了天津的同志乘機起事。紹興女俠秋瑾也準備響應。不期天不從人願，在舉事的前一天。

那天津的黨人因事機不密，給官廳逮捕了。其時的消息沒有現在的靈通，因此徐錫麟全不知道。

到了那天，便約安徽撫台看，以便刺殺恩銘，乘時起事，正在這緊要當兒，風聲傳來説安徽將有革命起義，餘黨已在天津就捕。官府得了這個消息，便下令捕捉徐錫麟。徐錫麟方去進見撫台恩銘，只聽得撫署外面一片拿革命黨的聲音。

此事連恩銘也不知道，忙問外面什麼事鼓譟。徐錫麟已然情虛，見事已僵，也不待恩銘下令，就拔出手槍望安撫便擊。

恩銘身中兩槍，尚能叫刺客，這時署中文武職員一齊圍將上來，把撫署大門閉上，任徐錫麟有翅膀也休想飛得出去。於是把徐錫麟捉獲，又去捕那些學生軍。

可憐那班青年學子寡不敵眾，大半死在槍彈之下了。這裏又將徐錫麟一審，自然是直認不諱。

那幾個官員還主張拿徐錫麟開腹剖心，祭奠恩銘。再把徐錫麟生前的信札細細檢查一番，發現了秋瑾約期舉事的電文來，趕忙飛電紹興知府，令密捕秋瑾就地正法。

那秋瑾在紹興眼巴巴地望那安徽動作，自己好乘間響應，卻不見有什麼消息，正在疑惑時，忽聽得安徽革命失敗，到處紛紛傳説，知道事已不成，待逃走時，那官兵已把大通學堂圍得水不通。秋瑾見不能身，也只好束手成擒了。

但秋瑾的心上本一點不害怕，以為一些革命的嫌疑，紹興知府是自己的義父，諒一定會幫她洗剔的，所以到了大堂之上，兀是坦然和沒事一樣，誰料人情勢利。

那知府高坐堂皇地審起事來。秋瑾一見，便待叫義父。還不曾開口，知府早把臉一沉，放出嚴厲的面孔，將驚堂一拍，大怒起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卻説紹興府提審女俠秋瑾，那秋瑾並不畏懼，因和府是她的義父，意為這嫌疑罪名必可設法開的。

不料知府忽然反面無情，坐起了大堂，把驚木一拍，大聲喝道:“秋瑾！你將怎樣的私結黨羽、勾通革命從實供了，免得本府用刑。”秋瑾見他突然翻臉，便大聲叫道:“義父！你也下井投石嗎？”那知府怕她牽連自己，忙用衣袖遮着臉，勉強支吾道:“什麼依附不依附！你罪狀已經核實，不容抵賴。”喝令鞭背花四十，收了監，待上詳處決。

就這樣含含糊糊地退堂了，後來秋瑾在軒亭口處斬，臨刑時高聲説道:“我不過一點革命嫌疑罪，不至於死。萬不料因結了官場，轉送了命。後人如愛與官場往來，望以我為鑑。”説罷，引頸受刑。一時瞧着的人都齊聲嗟嘆。

又罵知府無情，而且貪功，枉送別人的頭顱去博自己的富貴，不是殺不可赦嗎？這且按下不提。

再説清廷見革命黨不時鬧事，此殄彼起，簡直一月數見，似這般不安逸，哪裏能不設法補救呢？這時張之等一班大臣都主張立憲，以順民意。民心一平，革命自然而然地絕跡了。西太后説也很贊成這個主張。

於是，即派載澤等赴海外各國去考察憲政。載澤等領了諭旨，正待動身，卻在正陽門外被吳樾放了一炸彈，出洋的五大臣中倒傷了兩人，這樣一來，清廷十分震驚，立憲的念頭益發堅決了，當下，只得另訂期，再料理出洋。其時，慶親王奕匡秉了大權。

那時黨羽如耆善、良弼、載洵、鐵良、陰昌等等，都握着重權。奕匡的為人非常地貪婪，一切的政事聽任羣小擺佈，自己只知以聚斂為事。

西太后自西安迴鑾之後，於政事也不大問訊，斂財的一道卻絲毫不肯放過。因為在拳亂之前，西太后有私蓄金圓一千五百多萬。

八國聯軍入京，西太后倉皇出走，這金圓都給內監們竊盜乾淨。西太后回宮一查，見分文也不剩，很覺得可惜。所以對內監們常常説起，非恢復所失不止。奕匡乘得了這個機會，乘勢假名斂錢，只説是孝敬太后，實在十分之八倒落自己的包。

後來，斂錢的名目越來越多了。江蘇的上海道台缺是最稱肥美，每年須貢銀十萬兩，叫做太后的脂粉費。

疆吏如撫台以下，藩臬兩使，到任先繳五萬元，名叫衣料金。諸凡文武官員一概都要貢獻銀兩，數目的大小，不論職級高下，只講缺的瘠肥。

這樣的公然聚斂，官吏們怎能不貪。因此，清末的政治腐敗到不堪，官之在任，惟計金錢的多寡。一若賣買之盈餘一般，苦了小百姓，多方的受着盤剝，無不叫苦連天。清廷的滅亡，奕匡也算一個拆台的大主角啊！到了最後的時期，因地方官吏已剝無可剝了，奕匡又想出別法來，索大開賄賂之門，官爵居然標價出售了。例如:知縣五千元，知府一刀元，官職一級級的大上去，錢也一萬二萬的增加上去。

所不能辦到的只有王位和公爵，這兩種是較重一點，白身是不能買到，但二品以上的，對於公爵還可以設法咧。

獨剩下王爵，算無人問津。自賣爵的門一開，但須錢多，不論是烏龜強盜，目不識丁的，就立時可以上任。於是，奕匡的邸中頓時城門如市，一班有做官熱的富翁都奔走他的門下。也有三四人合夥共捐一官，一個出面上任，其餘的跟着到了任上，揀緊要的地位把住。

大肆蒐括，得了錢除去資本，大家朋分，這樣的弊病，百姓起初如睡鼓中，吃了苦全不知道。不期事有湊巧，甘肅的地方有甲乙丙三個酒店夥計，因買賣蝕了本，很為懊喪，那甲忽異想天開，道:“現今官吏這般剝削小民，做生意是萬不會發財的了。我們要想發跡，非做官不行。”